幻象地域隐喻审视论冉正万中短篇小说的异质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化写作思潮和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创作不仅阵容庞大，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而且就连热点现象也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事实：当今的文学创作仍然难以克服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无法摆脱产量极高却精品难觅的尴尬局面，很多作品，无论是审美内涵还是表现形式，时常都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审美感受，折射了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日趋明显的同质化倾向，作家的个人创作，不断出现内在的自我重复，而一些作家对某些现实热点现象，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群体追捧，进而形成模式化的经验书写。“只要某个类型中出现一两部走红的作品，该类型便在转瞬之间涌现出大量的争相效仿者，且绝大多数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审美意图上都基本相似，很少有能够将一种类型不断丰富和提升的异质性作品。”①比如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一炮走红之后，便迅速涌现出《鬼打墙》、《盗墓之王》、《密道追踪》等众多类似之作，这些作品完全袭用了《鬼吹灯》中探险、玄秘、传说等基本元素，且均未超过它。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产物，也是作家个体审美思考和艺术实践的话语行为。不同的作家，由于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文化积淀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创作中会形成自身独有的审美风格，也会展示自我独特的观察世界和理解生活的方式。因此，文学创作中出现大面积同质化倾向无疑是极不正常的。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同质化的大潮中，仍然有一些作家并没有迷失方向，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和担当，贵州作家冉正万就是其中的一位。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贵州在文化上相对落后，缺少凝固性和向心力，造成文学发展先天不良并缺乏后劲，冉正万也曾经感慨：“常常想，作为贵州作家也许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写作，是不太可能大红大紫的。中心话语权不在自己手里，同时由于没有集团优势而让人觉得了无声息。”②然而从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冉正万的文学创作成绩斐然，他的“冉姓坝”系列小说，如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成为个人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一大特色。他的作品屡屡获奖，而且已经渐渐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可和读者的喜爱。发表在《人民文学》2012年第9期上的长篇小说《银鱼来》是第一部有关贵州历史文化的长篇，被大家认为可以同陈忠实的《白鹿原》媲美。同样，在中短篇小说领域，作者取得的成就也可圈可点。中短篇小说集《树洞上的眼睛》、《有人醒在我梦中》中的小说在人物故事各异的情况下，捕捉了日常现实中的异质性生存场景，并以此来撕开被日常伦理封裹甚严的人性面貌。

冉正万出身于黔北小乡村，西南地区长期弥漫的巫术思维和13年的地质队员经历赋予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他善于用幻觉和梦境去营造虚拟的世界，小说也因此而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作者对神秘和趣味的追求几乎是唯一的，幻象是文本的主体，现实指向则退居其后，甚至只是一种似有似无的隐蔽性因素。冉正万在短篇《有人醒在我梦中》创作谈中说：“就梦与现实而言，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你永远找不到它们的分界线。我常常会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我大白天所面对的，也许正是我所做过的梦，而梦中出现的场景，才是我真正的生活。” ③这种观点在他的创作中有特殊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作者对写作的合乎规律的思考，也是他重视幻象的原因。这种观点，恰好说明了梦与现实之间有着深层指向。比如，《到千田去》的主要内容无非是“我”从地质队所在地到千田一路上的见闻。如果没有对幻觉的描写，小说肯定会变得索然无味，因此，幻觉的经营就成了决定作品艺术含量的主要因素。小说一开始就写了 “我”本来决定不去千田了，第二天一早却又主动动身，接下来不断出现的幻觉般的形象和意象则着实使人如入梦境：茫茫大雾，雾气中与平日截然相反的山谷、沟壑，稻田里的露天水井，不时吐着毒信子的蛇，神秘的具有预知功能的老女人和她发狂的儿子月光下的嗥叫，还有那忽短忽长、歪来歪去、让我惊慌的影子……《指甲和猫》中那位身心疲惫的守库人、闪着绿幽幽的目光的猫和孤零零地坐落在山上几乎与世隔绝的仓库，也有一种近乎幻觉般的神秘。《正在到来》以儿童的视角来描写对死亡的恐惧， 被“我”砸死的一条鸭脚蛇会随时跳出来掐住我的脖子，坟头割草时，我掉进了一座老祖坟里，盘踞在里面的“一条大蟒蛇”让我的翅膀退化成了一对无力煽动的小耳朵，“我”无时无刻不陷在恐惧的幻象之中；《细雨下穿了白天》中，“我”的女友汪华因为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发现好多医生给病人引产时嫌麻烦都不打针，孩子生下来后用手把头一扭(像扭瓜一样)，扔到污桶里就不管，以至于产生了“在检查一个刚剖腹取出的女婴时完全迷糊，手不知不觉伸了过去，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我”的幻象。这些幻象表面上看起来是虚构的甚至有些荒诞，实际上却因为作者将幻觉描写提升到更普遍的层面，产生了与现实更深层次的对应指向，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亦真亦幻之感。《到千田去》中“我”对有预知功能的老女人善意的怀疑和对与我们相伴相随影子的忽略指向了人性中的怀疑；《指甲和猫》中对“我”的同事守库人邵振国、猫和孤零零的水库的描述指向了人性中的孤独和冷漠；《正在到来》中“我”的惶恐和《细雨下穿了白天》中汪华的担忧指向了人性中惧怕因果报应的恐惧。作者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让幻觉性的描写显得真实，他所追求的真实是一种情感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和想象的真实，因为现实往往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一面也是另一种性质的真实，只是我们的常识、习惯让我们常常忽略它。在这种异质性的叙事中，作者清醒而真实地触摸到了幻想背后的现实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也是为何他不着过多的笔墨去精巧地建构繁复紧张的故事情节而采用幻象去指向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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